导人中不乏开明人士，他们曾在不同时期、不同岗位上抵制西藏工作中的“左”的做法，尽管在那个大的历史背景下，能够取得的成果有限。
　　西北出身、60年代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一直负责同班禅联系，对班禅写《七万言书》、向中央反映情况的过程十分清楚，也因此背上“迁就、放任班禅”的罪名。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习仲勋被免职，除了“利用小说进行反党”这个主要罪名外，“迁就、放任班禅”也是一条罪状。另一名被免职的中共高级官员是老资格的共产党人、从1947年起就出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长的李维汉。1962年4月到5月，北京召开民族工作会议，会上一些民族宗教界人士发表了尖锐的意见，李维汉表现得十分冷静、坦诚，他表示欢迎大家的批评，对严厉指出共产党的一些做法“太失人心”的藏传佛教大师喜绕嘉措甚至给予很高的评价，称赞他“光明磊落，心如明镜”，是“民族宗教界一面爱国的旗帜”。但李维汉的做法后来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说“统战部不抓阶级斗争，搞投降主义”。
　　文革结束后，西藏百废待举，民族政策、汉藏关系需要调整，藏民的生活需要改善。1980年5月，刚刚在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上走马上任不久的胡耀邦和万里一起飞赴西藏考察，在飞机上胡耀邦就对随行的新华社记者讲“我们在民族地区的政策，一定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要充分尊重西藏人民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自主权，这是一切问题的关键所在”。5月29日，胡耀邦在西藏自治区干部大会上作报告，强调西藏发展必须解决的“六件大事”：第一是“要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之下，充分行使民族区域自治的自治权利”，“中央和中央各部门发的文件、指示、规定，凡是不适合西藏情况的，你们不要执行。”“你们根据你们自己的特点，制定具体的法令、法规、条例，保护你们自己民族的特殊利益。”第二是“根据当前西藏相当困难的情况，要坚决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要大大减轻群众的负担。”“我们确定在几年之内，免去西藏人民的征购任务。”第三，“西藏要实行特殊的灵活政策，便于促进生产的发展。”第四“要把国家支援你们的大量经费，用到促进发展农牧业和藏族人民日常迫切需要的用品上来。”第五，“要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发展藏族的科学文化教育事业”。胡耀邦特别强调，“轻视西藏的历史、语文、艺术是完全错误的。……热爱少数民族不是讲空话，要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尊重他们的语言，尊重他们的历史，尊重他们的文化，没有这个就叫空口说白话。”最后一条，要让藏族干部自己管理西藏，争取两年内，藏族干部占到脱产干部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我们跑到这个地方，三十年啦，完成了历史任务嘛！”现在西藏“连部队三十万汉族同志，这怎么行呢！”以上这些，可以简单概括为六个字，那就是“免税、放开、走人”，此即胡耀邦为解决西藏问题力主推行的“非常措施”。
　　这些主张，切中时弊，当时即受到藏区上下的热烈欢迎。当然，由于历史条件所限，包括胡耀邦在内的中共开明领导人还没有能把西藏发生的问题上升到制度层面去检讨、去反思。胡耀邦在5月29日的大会上就强调不要算历史细账，应该“团结起来向前看”。这反映了胡耀邦作为政治家的老练、机敏，也折射出中共一代改革者的苦衷乃至无奈。总之，不从根本上反思西藏问题产生的根源，就不可能真的解决这些问题。总之不用爱心去对待民族问题是不行的。